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生成的历史分析
发布时间:2017/5/30 20:43:14 作者:互联网 阅读量:42

2017年05月26日 13:39 来源: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:教育科学版》 作者:周慧梅 郭雪敏 字号

内容摘要:“成本—收益估算准则”是“背后看不到的手”,制度性变革成为职业教育领域最让人关心的问题。然而要调控这只“背后看不到的手”,制度变革绝非简单批判现存制度和设计替代制度即可完成,需要溯本清源,厘清本质,对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生成因素进行反思分析。

关键词:近代中国;职业教育;制度生成

作者简介:

作者简介:周慧梅(1974-),女,河南延津人,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,教育学博士,副教授,主要从事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研究,北京 100875;郭雪敏(1992-),女,河南安阳人,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,硕士研究生,主要从事成人教育史研究,北京 100875

内容提要:当今时代,职业教育发展遭遇两难境界,一方面被赋予重大使命与热切期待;另一方面却面临“被淘汰者”补偿教育的现实,难以吸引优质生源。“成本—收益估算准则”是“背后看不到的手”,制度性变革成为职业教育领域最让人关心的问题。然而要调控这只“背后看不到的手”,制度变革绝非简单批判现存制度和设计替代制度即可完成,需要溯本清源,厘清本质,对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生成因素进行反思分析。

关 键 词:近代中国 职业教育 制度生成

基金项目: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“民国时期社会教育变迁的制度分析”(14JYC880119);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“职业教育制度的经济学分析(1904-1949)”(SKZZY201404)

中图分类号:G71 文献标识码:A 文章编号:1009-413X(2016)05-0064-05

DOI:10.13763/j.cnki.jhebnu.ese.2016.05.011

教育制度研究已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,并以解决教育宏观问题、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、提供教育政策有效性为旨归。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,我国政府对教育的管理逐步转向依靠统筹规划、方针政策、信息引导和监测评估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,教育政策从行政命令转向政策指导。教育制度的生成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,而是和当时的社会、政治和经济变革紧密相连,职业教育作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,概莫能外。如果我们对职业教育制度由来“雾里看花”,不了解曾经面临、今天还在反复面临的传统影响、文化惯习和现实制约,就无从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。就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看,近代职业教育制度变迁的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成果非常薄弱,近代职业教育制度的生成、制度化过程中“成本—收益估算”研究亟待深入。本研究从历史与传统文化入手,揭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生成与运行,厘清政府“行政力”的外在制度规定和传统影响而形成的习俗性内在制度之间的关系,以期能将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得到进一步推进。

一、学界的相关研究及问题的提出

传统中国,在“德上艺下”观念的熏染下,职业教育发展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,“劝课农桑”是各级政府施政的主要内容,政府主持的“授庶民工艺之学”的职业教育长期奉行免费政策。而近代中国教育近代化变革对职业教育的作用,便是“癸卯学制”从政策上规定了职业教育的教育成本分担,至此之后,职业教育作为近代教育的重要一翼,其政策尽管几经变化,但其“教育成本分担”日趋固定并制度化。至此,“成本—收益估算”问题随之凸显,其表征便是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“发展怪圈”:一方面政府、社会精英大力呼吁并发展职业教育;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却一直处于“门前冷落车马稀”的局面。就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看,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多集中在高等教育、基础教育、成人教育等方面,时段聚焦于近30年;职业教育领域已基本认同“发展职业教育需要社会传统环境匹配”(史丹泽,2007年),并就域外观念“移植”问题达成共识,尚没有就职业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方面的专题研究。

作为一门学科建制,职业教育产生于19世纪末的德国,20世纪20年代职业教育学科建制逐渐形成,一些知名大学开始设立硕士、博士点,出现了工业革命以来职业教育发展的两种模式:一是表现为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的法国模式,一是劳动力和技能供给的德国模式;前者强调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,后者则凸显其经济功能。近代中国教育改革是在通过日本学习欧美的底色中起步的,“癸卯学制”将人们极力张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用制度固化起来。民国肇基,在留日、留美学生的推波助澜下,职业教育作为“昭苏民生”、国家复兴的助力被广为宣传,以黄炎培为代表,职业教育社团——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,并推出《教育与职业》等杂志,职业教育制度建设步骤加快。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,30年代的中国掀起了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高潮,一些高校开始开设“职业教育”相关课程,培养职业教育师资的专门院校出现,相应的学科建制开始进行,这个时期,黄炎培等人的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是,庄泽宣的《社会教育通论》(1936年)用了很大篇幅来铺陈职业教育的“经济效果”,黄裳更是通过984份问卷来调查学生接受职业教育前后的经济收入对比(1936年)。这些研究成果的共同特点,在抨击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关系的同时,将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无限放大。

应该说,这一时期职业教育的研究,作者大多是职业教育主要倡导者,不少是担任职业教育的行政官员。职业教育“昭苏民生”的经济功能被广为渲染,在拓展研究的范围、思路和强调研究的实证性方面,都为后代研究提供了不少优秀的范例,其中有些成果,直到现在还被相关的研究所征引,但同时,大多数的研究,“述而又作”的双重身份,要么将精力主要投放于宏观描述性的资料归纳,要么局限于对职业教育政策性宣传,影响了研究的深入。

作为一种学习方式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上世纪70年代就大力倡导成人教育,并认为其从一个相对于正规教育的边缘位置,转入社会教育提供体系中的重要角色,而职业教育作为“学会生存”的最直接体现,受到大力提倡,并呼吁国家和个体从经济上予以重视(UNESCO,1977);其下属组织OECD90年代以来,发布教育政策的连续性年度报告,对中国长期热衷移植德国、瑞典及丹麦“双元制”职业教育制度作了深入分析,认为中国社会必须完善整体范围内的社会、经济和政治条件,才能真正推动这种学徒式系统有效运行,经济在职业教育政策中的作用凸显(OECD,1998)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,由于多种原因,民国教育史研究处于沉寂状态,更遑论职业教育研究。近些年来,随着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升温,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也逐渐成为学术成长点,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学系李建兴《社会教育与国家建设》(台湾文学出版社印行,1985年),将职业教育纳入社会教育领域,从国家建设层面对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予以探索。王炳照、阎国华主编的《中国教育思想通史》第7卷(湖南教育出版社,1996年)对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思潮进行了深入研究。近些年来,陆续有青年学者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作为学位论文选题方向,有将职业教育被“昭苏民生”的生计教育之列(古小水,2002年),有将职业补习教育单列出来,认为其对民国时期的城市发展有很大助力(汪光华,2006年),有的从制度分析角度论及了职业教育制度的生成(孙玫璐,2008年),有的从历史梳理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(徐娜静,2009年),近代中国的职业教育思潮(包括女子职业教育)亦持续着温度(白媛媛,2006年;丁倩,2007年;季剑,2008年;薛红肖,2010年;何莎,2011年;王玲玲,2012年)。

作为一种研究范式,Bourdieu的《教育、社会与文化再生产》、Boaters & Judos的《美国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》、Archer M.S.的Social Origins of Educational System及Kalians的《文凭社会》等,开创了建构取向的制度分析范式。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,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Mum.C.Tsang为代表,从经济学角度,开始对中国基础教育(特别是西部边远地区、少数民族地区)开展教育政策研究,认为作为教育改革政策的一项内容,中国正在把财政方面的责任由政府转移到学生和家庭身上,财政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对基础教育造成负面影响,对其政策进行经济学分析尤为重要(Tsang,M.C.,1987;Tsang,M.C.& Min,W.F.,1992)。其组织研究团队继而对中国高等教育、成人教育等政策进行了经济学分析(Xiao,J.& Tsang,M.C.,1994;2000),引领并带动了国内外教育政策的经济学分析趋势,如中国高等教育(如“211”、“985”高校或省属院校)政策的经济学分析(高晞娟,2009;Fei,G.2014),美国幼儿教育政策的经济学分析(Xin,G.2013)。